更何况那些相当部分是国民企业财富，中国央行是无权强行调用的。
图2.3给出了2010年中国、美国、英国、日本和欧元区四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总和）在GDP、出口、对外金融负债和对外直接投资四项所体现全球经济实力指标，并将中国与这四个主要经济体做了比较。构建多极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是IMS改革最具现实意义的方向，也为众多国际经济智库所认可。
我们需要在美元值钱的时期将外汇储备用于民间对外直接投资。如果仅仅是交易需求，国际社会可以通过增加IMF的SDR分配，建立地区和全球的结算和清算体系，创设双边与多边的货币互换网来减少对国际货币的交易需求。人民币国际化与经济金融转型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危机前泰国商业银行从国际金融市场大量拆入低息的短期美元，按25泰铢兑一美元况换成本币后高息贷给国内企业。国际著名金融专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Richard Cooper和英国金融管理局前主席Adair Turner分别在杭州和上海的记念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7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上提出了相同的问题，即中国为什么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有什么好处？这一问题的提出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践亟需理论解释和战略规划。
金融资产具有良好的流动性。[5]因此财富持有形式需要具有安全保值性质，并提供流动性便利。三是真正创造新增财富的高效率部门理应获得新增财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而同一时期一年期存款利率的平均水平是5.03%，三年期贷款利率的平均水平是7.93%。但是银行理财产品的刚性兑付与借款人的软预算约束和机会主义正从投资与融资两头将风险集中转嫁给中介银行。最后，由于投资的低效率或无效，银行信贷本金必定会出现坏账，使利益攸关各方陷入全盘皆输的结局。因此从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角度看，通过资本市场制度变革促进股票和债券市场的发展也已显得极为紧迫。
1985年中央开始实行拨改贷政策，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从国家财政拨款改为国有银行贷款。2009-2011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超过80万亿，随着过剩产能释放期的到来，银行体系已大规模积累信贷风险，并随时可能集中爆发。
相比较，欧元由于没有统一财政与统一国债市场的支撑，不能有效发挥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可引入地方政府间优胜劣汰的良性竞争机制。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其主要贡献是通过把社会稀缺生产资源从低效率使用或闲置的部门转移到高效率使用部门，从而导致一个社会的增量财富在高效率实体经济部门中创造出来。企业的高负债率和产能过剩等因素已经导致银行体系放贷困难和惜贷。
具体表现为： 1、资金融通对银行体系的过度依赖，低利率与给银行的高利差补贴政策相结合造成信贷需求和供给的急剧膨胀，导致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因此，具有抵押品要求的信贷扩张助长而不是缓解产业结构的失衡。1994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平均为80%，其中80%的企业负债率在90%以上。金融转型是经济转型的核心，直接决定着经济转型的成败。
目前中央银行90%以上的基本货币投放依赖外汇占款渠道，随着贸易平衡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推进，央行货币政策需要国债市场提供操作平台，完善收益率曲线，为市场化利率提供基准。相比较，居民、中央与省级政府是低杠杆部门。
上市审批制度和股票市场发展受阻也导致中国企业股权融资相对不足。地方政府对金融控制权的争夺是金融秩序混乱的重要原因。
由于大而不能倒定律，大银行的系统重要性和道德风险会给银行体系带来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相关救助的社会成本。相比较，国家总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则从1979年的34%下降到1997年的10.7%。（二）股票市场制度改革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股票和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直接面对众多中小投资者，因此资本市场的发展需要健全的市场信用基础和更为有效的保护最终投资者权益的立法、司法和执法制度。相比较，银行的中长期贷款有抵押要求，主要用于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信贷的扩张可能无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个观点有两点需要商榷。美元在全球央行外汇储备资产中占比达三分之二，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国债市场的稳定性与流动性无可替代。
我国银行业规模扩张已近尾声，未来其资产占GDP比例会相对稳定或下降。其中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在总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85年前一度高达50%的水平下降到40%,考虑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比则下降至20%。
第5部分提出加快政府债券市场建设的理论依据与政策建议。当吸收企业经营风险的缓冲资本不断下降时，股份有限责任制企业骗贷或掠夺社会的机会主义动机就会上升，导致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剧增。
由此可见，金融转型已经迫在眉睫，金融转型的成败决定了经济转型的成败。4、银行体系自身发展呈现出不可持续性。
第三，建立、健全有效的立法司法执法制度和有效监管制度，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权益，创造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其三，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是国家金融安全的内在要求。一是股市融资成本上升后，不会再有太多企业要求上市。笔者的建议是将民生取向的政府债务融资与市场化倾向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进行组合。
除了让国有企业上市融资填补长期亏损造成的资本金窟窿，避免继续拖累国有商业银行外，政府还通过压低存款利率对商业银行实施利差补贴。人们在退出发行审批制度的方面的一个担心是太多企业上市，监管能力跟不上。
透支未来利润的高市盈率则成为企业高管套现离场的动力。1994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法律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稳定物价的基本职能，从而消除了政府直接实施赤字财政政策的可能性。
二个基本点 强调股票市场制度变革需要从提高股票市场融资成本和实施严刑峻法保护中小投资者两个方面着手。市场信用制度和有效的保护投资者及债权人权益的司法、执法制度长期缺失，银行体系则偏好对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投资项目提供融资。
目前中国大银行大都已是上市公司，并在市场压力下以规模扩张和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从美国银行业发展的历史来看，美国银行业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银行资产占GDP比例几乎没有增长，其在金融总资产中所占比例则从54%下降到20%左右。当前中国银行体系和现有大银行的规模扩张模式已经走到尽头。通过国有银行提供的隐性补贴迅速上升。
（二）国债市场的发展 国债市场的发展要求我国中央政府实现观念的现代化。多样性与差异化发展是商业银行长期发展的根本出路。
这一时期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积累（国际市场预测四大国有银行1998年不良资产比率为48%）可以看作是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在国有银行体系内部的沉淀。但是这些政策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从国债市场发展的技术层面看，培育国债市场的流动性应提到战略高度来认识。政府立场应从帮助企业筹集廉价资本转变为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权益，帮助中小投资者防范商业的欺诈，使市场真正发挥有效配置社会资源的作用。
